华声在线7月22日讯（通讯员 曹霞）“每天晚上写作业都要熬到十一点，催他骂他都没用，家里天天吵架。”这是兰溪镇一位三年级学生家长对社工说的话。
这个困境并非个例。长沙仁与公益组织发展与研究中心驻益阳市赫山区兰溪镇民政社工站走访发现，辖区内不少8至10岁儿童存在作业拖延、过度使用电子产品、作息紊乱等问题，而家庭缺少正向引导，学校未设专门课程，同伴间亦缺乏正面榜样。多重因素叠加之下，部分孩子逐渐形成“我管不好自己”的消极认知。一套基于社会学习理论的六阶段递进式小组方案也随之落地。
第一节课上，8岁的小宇(化名)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社工蹲下来问他平时放学回家都做些什么，他愣了愣，说：“写作业。”社工又问一般要写多久，他摇头：“不知道，反正做不完。”六节活动结束后，他在“时间承诺树”上贴出了自己列出的三项任务，回家后主动告诉妈妈：“我今天要在七点前写完作业。”从“不知道”到“我可以”，转变发生在六节递进式活动之中。
社工将小组设计为“认知启蒙—技能学习—行为实操—创意转化—长期规划—成果巩固”六个阶段，每节聚焦一个具体目标，难度逐级提升。从绘制“时间蛋糕”感知时间分配，到借助“碎片时间骰子”理解零散时间的利用价值，再到使用标准化记录表自主识别行为消耗——所有工具遵循同一原则：将抽象的时间概念转化为可触摸、可操作的具体事物，降低从认知到行为的迁移难度。
认知启蒙阶段，一名组员盯着自己画的“时间蛋糕”沉默了十几秒，然后说：“原来我每天玩游戏用了这么多时间。”旁边两个孩子凑过来看，跟着安静下来。社工没有追问，只是把那张纸轻轻放在桌上。那一瞬间的安静，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量。进入行为实操阶段，一名组员在分享环节低着头说：“我写作业的时候偷偷看了好几次手机，时间记录表上不敢写。”沉默几秒后，另一个男孩说：“我也是。”第三个孩子跟着点头。社工目光从每个孩子脸上扫过，说了一句：“能把不敢说的说出来，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做得到。”那节课之后，分享环节的发言明显变长了——同伴间的坦诚，卸下了孩子们对“管不住自己”的羞耻感。
小组推进过程中，社工有意识地将示范角色从自身逐步转移给表现积极的组员。一名组员展示自己连续一周完整记录的时间计划表时，其他孩子凑上前看了很久，有人小声说“我也想像他一样”。同伴之间的相互影响，在行为改变层面正发挥着成人难以替代的作用。从“最佳效率时段”绘画比赛到“时间胶囊”环节，组员们逐步建立起尊重自身节律的规划意识。一名组员在信中写道：“我希望一年后的我不再需要妈妈催我写作业。”从外部监督向自我管理的意识转变，有了清晰的注脚。
最后一节活动中，社工组织“时间承诺树”，每位组员将次日三项任务写在叶片形卡片上，在全组面前做出公开承诺。轮到小宇时，他捏着卡片站在海报前，犹豫了将近十秒。旁边的组员小声说了一句“你可以的”。小宇抿了抿嘴，把卡片按了上去，转身时说：“我明天肯定能做完。”声音不大，但全组都听见了。
小组结束后，多数孩子仍能自主完成起床、作业、书包整理三项核心任务，拖延时长明显缩短。一名家长给社工发来消息：“以前一到写作业就吵架，现在他会自己说‘我先做完再玩’，我都觉得不习惯了。”另一位家长在回访时说：“他不是一下子变好的，但最近这两周，每天早上主动把书包收拾好再出门，他自己还挺得意。”
兰溪镇民政社工站相关负责人表示，儿童时间管理问题的形成是多重环境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帮扶的关键在于为儿童创造一个既能习得技能、又能持续获得正向反馈的实践空间。“我们把小组设计成一个容错的环境，规划失败不会被批评，每一次小进步都能被看见。当孩子积累足够多的‘我能做到’的体验，改变便自然发生。”
在“益童守护”项目持续深耕儿童发展性服务的背景下，从个案干预到小组工作，从问题补救到能力建设，基层社工正在将专业方法嵌入儿童日常生活。当服务触角从生存兜底延伸至发展赋能，基层民生保障的落点也变得更加具体而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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