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月湖街道社工站联动多方破解困境：一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个案管理实践

华声在线通讯员 谢荣寰

一、背景介绍

韦某某，男，14 岁，长沙市某中学初二学生，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母亲早逝，父亲入狱失联，原由外婆监护，后外婆患阿尔茨海默病，监护权转交大姨。大姨家庭复杂，丈夫有家暴行为，收入不稳，案主平时住校、假期借住。案主品学兼优、任学生会成员，但因身世自卑敏感。2026 年初，学校拟取消寄宿服务，加之生地会考临近，案主陷入严重焦虑。

二、问题与需求分析

现实层面：学校下半年取消寄宿，案主面临每日长时间通勤或被迫转学，存在路途安全隐患。心理层面：考前焦虑显著，将自我价值与考试成绩过度绑定，存在 “考不到双 A 就完了” 的灾难化信念;同时自卑敏感，自我认同感低。支持层面：家庭支持薄弱，学校虽未歧视但支持网络尚需强化，监护人家中内部情况复杂，安置选择受家庭现实条件约束。

三、服务目标与计划

总目标：保障案主就学稳定性与安全性，缓解心理压力，增强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 具体目标：(1)联动多方探索可行就学安置方案，充分尊重案主及监护人自主选择，保障就学安全;(2)运用理性情绪疗法缓解考试焦虑;(3)提升自信心;(4)构建多方支持网络。服务分四个阶段推进。

四、介入过程

第一阶段(2026 年 1 月)：社工与社区专干探访案主，发现其因 “学校可能取消寄宿” 而神情沮丧。社工耐心倾听、共情接纳，肯定其主动表达的勇气，初步建立信任关系，并承诺协助跟进。

第二阶段(2026 年 1—6 月)：社工带案主参加区妇联春节关爱活动，以 “爱心妈妈” 身份全程陪伴，案主情绪明显好转。随后与监护人核实，确认上半年寄宿正常，同时与校方保持沟通，为后续协调铺垫。

第三阶段(2026 年 6—7 月)：考前社工接到监护人电话，反映案主焦虑加剧。社工携物资到校探访，发现案主面临双重压力：生地会考焦虑(“考不到双 A 就完了”)和学校确认取消寄宿。社工运用理性情绪疗法现场疏导，教授放松技术，引导其理性看待考试。同时与年级主任、班主任交流，掌握案主品学兼优但自卑敏感的在校表现，校方也表示惋惜并希望上级协调。

社工将情况上报街道未保站，与街道社会事务办商议后，以 “责任归属” 为切入点与校方谈判 —— 若因校方举措导致案主转学或通勤安全问题，校方须担责。校方经过综合考量，最终提出解决方案：为监护人提供校内保安岗位及住宿单间，案主可与监护人同住，以此解决居住就学难题。

社工第一时间将该安置方案告知监护人大姨与案主，充分向双方解读岗位、住宿的相关细节与利弊。监护人大姨结合自身原有家庭现实状况、家庭关系等多重因素综合权衡后，向社工反馈，放弃学校提供的岗位及校内住宿方案，选择让案主居住在自己家中，每日乘坐公共交通往返学校上下学。社工开展入户家访，进一步核实家庭实际情况，充分尊重监护人与案主的自主决定权，不强制推行安置方案。针对每日通勤的现实情况，社工细致向监护人和案主交代公共交通出行、往返路途的安全注意事项，叮嘱监护人做好早晚接送、日常照护，同时与案主沟通，引导其做好自我防护。

第四阶段(2026 年 7 月及以后)：案主暑假期间，社工跟进得知案主生地会考取得双 A 的好成绩。社工持续开展家访回访，确认案主确定新学期在大姨家居住，实行公交通勤上下学。社工保持与监护人、班主任的常态化联络，持续关注案主通勤安全、家庭生活状态以及在校学习心理状态。社工与案主回顾整个服务过程，案主的焦虑情绪得到改善，能够正视自身处境。个案服务目标基本达成，个案将转为节日慰问、定期家访回访等常规未保跟进服务，案主表示理解与感谢。

五、服务成效评估

现实问题：面对学校取消寄宿的危机，社工联动多方争取到备选安置方案，在充分尊重监护人与服务对象自主选择的前提下，案主得以继续留在原学校就读，避免转学风险。社工落实通勤安全提醒，联动监护人和学校共同关注路途安全，就学稳定性得到保障。 心理情绪：考前焦虑显著缓解，生地会考取得双 A 成绩，案主由初期的沮丧无助，情绪状态逐步平稳。 认知能力：案主改变 “考不到双 A 就完了” 的灾难化思维，建立理性认知，学会主动向社工、老师倾诉困境，懂得主动求助与自我调节放松。 社会支持：建立起学校、街道未保站、社区、社工的多方联动机制，案主的社会支持网络得到强化。案主自评：“现在知道可以找社工、老师和家人一起想办法，不是自己硬扛。”

六、专业反思

本案紧扣 “事实无人抚养 + 寄宿政策变动 + 考前压力” 三重困境，社工综合运用个案管理技巧，兼顾现实资源链接和心理疏导工作。社工通过多方协调为服务对象争取了校方提供的实质性安置备选方案，但未成年人安置问题不能只依靠外部方案输出，还需要充分考量监护家庭内部复杂现实，尊重监护人与未成年人的自主选择权，避免方案脱离家庭实际而无法落地。

本次服务经验表明：第一，面对困境儿童安置，及早启动行政协调机制，能够为案主争取更多解决路径;第二，多方争取资源方案之后，需要评估家庭适配度，尊重案主及监护人的主体地位，不是一味推行最优外部方案，而是寻求家庭可接纳、可落地的现实路径;第三，即便个案转入常规跟进，仍要持续关注案主通勤安全、家庭内部动态，做好风险预警，保证未成年人的支持服务不断档。

责编：夏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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